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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求索

 
来源:中山大学法律评论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4-25
 

已是年过七旬的古稀老人,至今生命中仍存留一个悬念,究竟是何种基因与细胞组合,营构了我青少期如此之多的梦幻?越剧小生、电影演员、歌唱家、苏式机械师……初二时,在公安劳改战线工作的小舅父,为了提升家庭的背景及身份,硬生生要送我去当兵,可体检第一关因磅重不足当即出局。

直至上高一时,遇到同班同学胡敦伯,才确立了最终的梦。1961年一个月色明晃的秋夜,在校园门口花坛前,敦伯滔滔不绝谈文学,鼓励一起当作家。他还专程去到我外婆老家,联系下乡一边做老师,一边写小说。为践约作家梦,高三时决定不报考大学,后因家人劝阻未果,又誓言铮铮:同时报考中山大学中文系,两人中若一人考不上,就一同放弃就读。梦不断,梦难回,瑰丽、浪漫、奇异……

1945年3月15日我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东门外,阴历二月初二“龙抬头”的好日子。父亲是江苏省金坛县高头村人,母亲是江西省南昌县高梧谢人。两人出生地中都有一个“高”字,也是一种地域缘分吧。母亲第一任丈夫生性暴躁,据说有一日醉酒离家,从此不见踪影;母亲的和我父亲结婚后,在我两周岁时离异,同胞妹妹在返回母亲故乡途中不幸夭折,成为我终生无法泯灭的一个痛;母亲的第三任老板丈夫,提出一个改嫁的苛刻条件,即不允许带我和异父同母姐姐过去。最后只得送交外婆裁决:我是男外孙留下,过继给大舅父做儿子,姐姐送宋美龄创办的妇女指导处属下一家保育院,开始了她一段奇特的人生之路。

1964年8月29日,我如期来到南方高等学府中山大学中文系报到,敦伯则上了江西师范学院。我们同意尊重和面对现实。

如同花园般的校景美不胜收。可最初引起十九岁大学新生心灵震荡的,是一个人的衣饰着装,和一个人的一句话。

一天上午,授文学理论课的楼栖先生步入课室登上讲坛,如同一阵风,深黑呢子短大衣飘曳,简直把眼睛亮瞎。呵,这就是刚从德国讲学归来教授学者的风度和气派!又一日,在校图书馆读到历史系教授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铭上写的一句话:“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第一反应即是:这应和孙中山题写的“博学审问 博思 明辨 笃行”并列为双校训。

中山大学六年,得益可以说主要不是来自课堂,也非“运动”本身,而是两座图书馆。这是更为宽阔、浩大、深邃的知识和思想的宝库,真正用之不尽,取之不竭,化之永恒!

坐落在中区东侧的校图书馆,自从踏入它的大门,包括一、二年级三个寒暑假,我都没有返回故乡,而一直驻留此地。

不是十六岁就确立了做小说家的梦吗?可不知何故,坐标竟一时偏移对戏剧、电影的痴狂。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戏曲、戏剧(话剧)、电影、歌剧剧本和理论著作,于是在主课之外自选(修)了一门功课(专业),得到的是艺术营养的滋润和丰满。而今想来,阅读的转向与某种兴趣的延续有关。

高中时代,喜欢朗诵诗歌,贺敬之的《西去列车的窗口》让自己享有声名。还差一点出演话剧《年轻的一代》的第三主角林育生。上大学时,时不时在中大小礼堂朗诵诗歌,还饰演过小话剧《一百分不算满分》的主角。而后,国语并不标准的我又当上了中大广播站的播音员。

第二座图书馆阅读权的获得,全然是一种意外。

1967年夏,受中大群众组织委派,进广州市区办一张文艺小报,连同办报的还有华南师范学院符启文同学。直至1968年夏,整整一年。

图书馆时称图书资料室,为广东省文化局内部设置。门前有一棵树荫浓密、长得圆滚滚的大榕树。管理员大姐是副局长的夫人,气质优雅,性情谦和。她见我爱看书,就给了一个内部口头“通行证”,进出自由,不得外借。办公室连着资料室,吃住都在这里,除了办报的付出,余下时间都集中于政治书籍上,阅读了马恩列斯毛泽东,以及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派启蒙、复兴时期的许多经典著作。从而对马克思主义有了一个基本认识,以及关于人类思想成果发展及演变的一个大致轮廓,为以后从事文学评论奠定了理论基石。

十分感谢这位大姐,自分别后再没相见。整整四十年了,很想念她。更懂得了她当时这个也许无意的举动,在我生命中的特殊意义和价值。

幸运再次恩赐,推迟了一年至1970年8月下达的大学生毕业分配方案,是宣传战线按照时任省革委会首脑的指令,匆匆决定从全国六所大学文科毕业生中,挑选25人给《南方日报》增添“新鲜血液”,我“中彩”了。

第一次以见习记者身份采写报道增城县派潭公社“向阳花”创作组,自行改为以特写式通讯文体完成。交稿送审改,几乎所有有个性的血肉文字,以及独立判断观点全不见了。当时,我就狂妄又武断地发表一个看法:这里出不了有个性的记者,出不了大记者。此后,除必须的极少任务式的重大文艺报道及通讯外,再也没有署名发表作品。

林彪事件发生后,人们对“文革”期间出现的种种不正常现象愈加不满、不安。此后,上海出版的长篇小说《牛田洋》,我一直心存疑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1974年8月,撰写一篇批评长文,并征得文艺部领导同意,准予发排小样,但终未获通过。延至1978年10月,再向报社提出申请给予发表。第一天送审,第三天即刊登。1978年10月13日《南方日报》发表的《评长篇小说〈牛田洋〉》文章,是我文学评论的处女作,也是文学写作生涯的第一个公开署名作品。今天看来,其中极个别用语未能超越特定的时空局限,但整个批评倾向仍是正确的。

十九岁入粤入穗,而今已逾半个世纪。说是瞬间,历历在目;说是漫长,如同江河奔流不息。我在这块土地上恋爱、结婚、生育一双女儿。大学毕业后,还先后到过七个单位工作:1970年8月《南方日报》文艺部,1982年6月花城出版社《花城》杂志社,1988年12月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文艺处,1991年4月中共鹤山县委挂职副书记,1992年9月广东省广播电视厅,1994年2月兼任广东电视台台长、党委书记,1999年3月广东省作家协会。我深情爱着这块土地,感念这里的好人、恩人、贵人。

记得《文艺报》曾发表路遥写给我的一封信,在介绍我时,给了三个头衔:编辑家、作家、评论家。称为编辑,名副其实。党报副刊十年,《花城》《作品》文学刊物十八年,《南方电视学刊》两年半;小小作家也算得上,除没有写过诗歌外,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均有涉猎;业内与社会上更多认可文学评论。当年飞赴西安,“审看”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现场高度评价,同意刊发《花城》,是用编辑与评论者双重标准给予衡定。后来,路遥出版《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给我的题签:“我们共同的收获。”绝对不敢当呵!亦足见他的谦虚与大度。

当时我想让《平凡的世界》一、二、三部,均在《花城》连续几期发表(第二部手稿他已托人带来广州交我),之后再由花城出版社出书。未及料到,内部对此有歧义,而原来同意刊发第二部的职权者又不同意发表。这个在我看来宏大而美妙的规划蓝图,终至落空。可以说是路遥的一个遗憾,也是我今生的一个遗憾。

多职业生存,跨文体写作,给我的文学评论提供了创新的很大空间。《爱情是不允许遗失的》就是一篇散文体评论,亦可视作评论体散文。《羊城晚报》首发后,影响较大,转载选载也不少。还入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文学新书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先后提出两个文学主张并为促其成功成就,赤诚努力。

一是“走出五岭山脉”——

1983年,在给一位青年作者小说集出版的序言中,首提这个主张。继之1984年,先后在《作品》《当代文坛报》《新世纪文坛》关于“广东中短篇小说创作如何提高、突破”,“文学的试验”研讨会上,再次强调这个文学主张。

此时期,以陈国凯、孔捷生、杨干华、吕雷为代表的中青年作家创作,他们最优秀的作品,当之无愧可以载入当代文学史册。全国范围内,北京作家群、湖南作家群、陕西作家群勃然兴盛。较之最负盛名的这批领衔作家,广东一些中青年作家要嫩弱许多。浅薄、寡淡、苍白、简易复制,是创作上的一个明显缺陷。思力才力并进,走出五岭山脉,写出在全国有较大反响甚而巨大影响的作品,才能无愧于广东这块充满生机活力和无限创造性的大地。

文学创作唯有与人类母题、共同命运相连,与人的灵魂、心灵、人性相通,力作、名作、大作、杰作必然诞生。

“走出五岭山脉”文学主张的提出,不是要看低甚至贬低广东作家、广东创作,而是一个鼓励、一种励志。

二是“建立‘广派’文学批评”——

一个时代文学的成熟与辉煌,是以巨人作家、巨人批评家为标志的。

这个文学主张的提出,是以周扬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关于建立北京、上海、广州三大文化中心为依据的。

既为中心,文学批评的缺失,不可想象。

建国以后,广东文学批评是一个客观存在。改革开放以来,“京派”批评力量雄厚,“海派”批评呈崛起之势,广东批评也在日益显示自己的实力。但是,作为一个地域或者某种思想派别的批评,并未旗帜鲜明地出现。加上群体意识薄弱,处于游击状态,在中国文坛的话语权明显分量不足。鉴于此,1989年,我鲜明提出“建立‘广派’文学批评”的主张。

一种理论、一种批评的支撑,代表性人物不可或缺。第一代代表人物是肖殷、黄秋耘,前者是艺术启蒙型、后者是诗情型批评家;第二代代表人物是饶芃子、黄树森、黄伟宗,前者为审美型、中者为即兴型、后者为史论型批评家;第三代为蒋述卓、郭小东、陈剑晖,前者是学术型、中者是前卫型、后者是史评型批评家;第四代重量级代表人物是谢有顺,属思辨型批评家。

那么,“广派”文学批评在追求什么,抑或基本品格和特征是什么?可否作如下概括:

1.吸纳民族传统文化精华与借鉴西方现代文化文明。绝对排斥与绝对礼拜同属病态。

2.独立的人格力量和精神风骨。评论家不是作家附庸、应声虫,更不是卑躬屈膝的奴婢。更可怕的是,主观上明白无误要去适应什么,以致不惜将真理撕成碎片。

3.纵横捭阖的开阔思维。没有绳索的束缚。有一种宏大灵动的气势、气韵。

4.文本创新的写作。概念与形象、逻辑与情绪、判断与色彩运用水乳交融。

忙碌公职四十三年,坚持业余写作,留下评论文字过百万,没有特别满意之作,称得上个人代表作仅三篇而已。一篇是《南方文化论纲》,一篇是发表于1983年第3期《新文学史料》的《欧阳山及其创作断论》,另一篇是《女性小说家论》,都是对一种文化形态和某个作家或一个创作群体带历史总结性的论评。


文章来源:中山大学法律评论 网址: http://zsdxflpl.400nongye.com/lunwen/itemid-3460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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